通辽旅游团组团

民国二十四年，这拉特旗的森盖在挖地时，挖出一个小铁柜。柜长1尺5寸，宽8寸，里边放一本破旧的黄色蒙文书，据说是元朝将领突拔都跟随成吉思汗出征的日记。日记里说，大汗在出征途中突然死去，将领与军士都十分悲痛，官员们议定给大汗举行天葬。第二天早晨，拉战车的神驼（白骆驼）和成吉思汗原来骑的白马，都跑到灵前并排站在那里。一会儿，成吉思汗的白马用头碰地，脑袋破裂而死。丞相把成吉思汗的衣服、帽子、宝剑等物，用香熏过之后，放在一只七宝箱里，让白骆驼拉上，在沙漠里走了 47天后，到了一块平漠洼地，任凭送葬的人们怎样拉、怎样赶，白骆驼再也不走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官员们只好就地祭奠、祷告。这时，大汗的宝剑突然飞走，大汗的衣服，帽子也放出奇异的光彩。大汗的臣民们认为大汗喜欢这个地方，便把那个七宝箱葬在此地，并派人保卫守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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绚丽多彩的民间舞蹈，鄂尔多斯那绚丽多彩的民间音乐，那古朴典雅的民间舞蹈，像两股巨大的艺术洪流，流淌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山水之间和牧家农户。俗话说，歌舞是一家，歌舞不分家，有歌必有舞，有舞必伴歌。在鄂尔多斯这个“歌海”、“舞乡”里，蕴藏着永不枯竭的民间艺术资源。鄂尔多斯民间舞蹈一般分两部分：一是古朴典雅的民间舞蹈，如《筷子舞》、《盅碗舞》、《鄂尔多斯婚礼》等；二是寓意深刻的古典宗教舞蹈——“查木”。这些民间艺术，以她那独特的地区风格和民族特色，像一朵奇葩盛开在中华民族舞蹈艺术之园。《筷子舞》是蒙古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珍品。鄂尔多斯民间舞蹈的老前辈，鄂托克前旗的民间艺人那木吉拉旺楚克，在伴随日月星辰放牧的岁月里，仔细地观察自然，深刻地理解生活，从中发现和汲取自然界中一切美的东西。鄂尔多斯旖旋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他，不时激起他心灵深处的美感。在情绪高涨时，他拣些沙竹拿在手里，情不自禁地敲打着自己的手、肩、臂部，口里哼唱着优美的家乡民歌，满怀激情地抒发着自己的内心感情，这就是《筷子舞》的雏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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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，著名的“二人台”演员计子玉收了从河北流落到武川的孤苦伶仃的女孩子班玉莲为徒，后来一同在土默川一带演出，很有名望。班玉莲是第一位二人台女演员。解放前，“二人台”的知名老艺人是荣双羊。他是土默特云姓蒙古族，祖籍萨拉齐县孤雁圪里更，后迁居协盛永村，被艺人们奉为“二人台”的开山祖师。有名气的乐器演奏员有张挨宾（被誉为“吹塌天”）、周治家（被誉为“拉塌地”）等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二人台”正式走上舞台，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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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以后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华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推进，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又勾结日寇，充当其推行“满蒙政策”的帮凶。当时，日本侵略者阴谋利用他，想继伪“满洲国”之后，再搞一个所谓“蒙古帝国”，以实现分裂、统治中国的侵略阴谋。1936年2月21日，正当德穆楚克栋鲁普等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勾结，策划改元易帜，在察北组织伪“蒙古军政府”时，百灵庙“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”保安队的1000多名官兵，在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乌兰夫等同志的影响下，举行武装暴动，冲出百灵庙，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一次措手不及的严重打击，粉碎了他们企图建立“大蒙古帝国”的计划，打乱了日寇入侵内蒙西部地区的部署。当时，绥远省国民党地方势力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，也曾派人进行瓦解百灵庙“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”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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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民除了上庙赶会，敬神拜佛以外，每年还要在家举办春秋两季的“平安经会”。这种“诵经会”规模有大有小，根据主家的经济情况而定。一般的蒙民户，每年在春秋两季少要请喇嘛念经两次。经会的大小，以所请嘛嘛人数和举办经会的天数为别。喇嘛五至八人，念经三至五天的为“大经会”；喇嘛一二人，念经一天的为“小经会”。不论大小经会，主家都要用上等的饮食款待喇嘛和宾客，并给喇嘛优厚的念经费。“诵经会”的后一天，全家人不论男女老少，都要排坐在经堂地上，手持旗幡或供神食品。每听到喇嘛的法器一响，大家就同声高呼：“呼赖！呼赖！”连续数次，意思是祝贺吉祥。经会末了，喇嘛还要把一个用莜面捏败的三棱形状的“伯令”（蒙语译音，是凶神恶煞之意）抬出野外，投入火中烧掉，算是把“鬼”送走了，主家就能平安顺利了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。